白岩松道：“看来你对诺贝尔奖的敌意很浓厚啊。但我们知道，它虽然是一个欧洲奖项，却兼顾了全世界的作家群体。
并且在近几十年，越来越多地颁给了老欧洲以外的作家，所以有很多美国、南美、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作家获奖。
即使这样，你仍然认为它不够公正吗？或者，你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公平？”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立场追问其实非常微妙，张潮如果回答不好，那他前面的表态很容易被视为一种欲擒故纵。
张潮道：“追求绝对公平当然是荒谬的，我更不会幻想诺贝尔文学奖会以一种神爱世人的超凡姿态来拯救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
文学和科学不同，它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文学奖必须有其立场和原则。茅盾文学奖偏爱史诗感强的现实主义长篇；布克奖追逐热点，在叙事方面偏于保守;芥川奖主要颁给纯文学作品……
这些立场和原则都是水面下的潜规则，只能通过获奖作品进行揣测。这是一种保持奖项影响力和灵活性的策略，没什么不好的。
所以我非常赞同诺贝尔文学奖要坚守其立场的韧性，甚至我还非常赞同诺贝尔文学奖为了展现其公平性，用各种中立的学术话语来掩饰其立场的行为。
比如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奖时，瑞典文学院特别强调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表现出的道德力量；
而1982年马尔克斯获奖时，评委会则评价他由于其长篇以结构丰富的想象世界，其中糅混着魔幻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矛盾。
这种表达上的微妙区别，展现了评委们的智慧，他们懂得如何在坚守立场的基础上，去提炼文本解读上的最大公约数。
因此，我对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任何敌意，更不介意他们用怎样的目光来凝视中国文学。”
白岩松茫然了，问道：“那你……”
张潮毅然决然地说道：“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喜欢的是我们的作家、批评家，甚至许多关心文学的普通读者，对马悦然院士这个诺奖符号，展现出来的卑微态度。
当一位汉学家的个人审美趣味被放大为“国际认证“，当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评审标准成为创作指挥棒，这何尝不是新型文化殖民的体现？
更可怕的是，在这个过程里，是我们主动打开大门、箪食壶浆地欢迎马悦然院士——尽管我相信他并没有傲慢到这种程度，也无意做中国文学的王师，让中国的文学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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