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符合转正条件，就要回去当农民。黄会计将一张纸条交给他们，上面写着每个人应交的款额。黄会计不能代收，也不能代交，必须由本人到县教育局亲自交付。
黄会计还要去别的学校，说完就匆匆走了。
那张纸条在余校长、邓有米和孙四海手上来回传了许多遍。
余校长资格最老，要交一万一千元左右。
工龄稍短的孙四海也要交七八千元。
处在他俩之间的邓有米，一直在默默算账。好不容易算清楚，他将脚一跺，骂了一句粗话，说将自己这些年当民办教师的全部所得加起来，还不够交这笔钱。好在邓有米省吃俭用，当民办教师的工资和补助从未花过一分，妻子成菊种地和搞多种经济赚的小钱，也基本上存了起来，再找亲戚借一点，能凑足一万之数。
邓有米将自己的账反反复复地算了三天，仍然没有去县教育局。
第四天早上，余校长对孙四海和邓有米说：“虽然过去两次的转正机会，我们三个像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那样共进退。这一次情况不同，政策摆在那里，人人都有份。去教育局交钱，用不着三个人一起去。应该像发展党员那样，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孙四海也说：“既然邓老师筹到钱了，放在家里反而不安全，干脆先去县里将钱交了，顺便给我们探探路。”
邓有米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将自己的课托给余校长和孙四海，将一包钱捆在腰间，拉上成菊做保镖，搭机动三轮车下山去了。
因为怕余校长他们惦记，成菊想在县城看一看，邓有米不同意，交完钱，拿到收据，就往回赶。天刚黑他们就回到界岭小学，将县教育局的盛况，向余校长和孙四海讲了一遍。
邓有米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同行，一个县有这么多民办教师，全中国的民办教师数量就可想而知了。来的人虽多，交钱的只有一半左右；另一半人，说是来做政策咨询，也有请愿的意思。说起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当民办教师的时间越长，越是交不起工龄钱，大家都觉得应当按实际收入的一定比例付工龄钱才合理。最早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四元钱工资，而且一直拿了将近十年，现在算工龄钱，一个月就要交几十元，连教育局的人都说不合理。二十几年了，他们的工资才涨到七十元左右，还是由村委会和教育站各发一半。可问题是民办教师转正后，必须进社会保险这个“笼子”，而进“笼子”的规矩，就是中南海的人也没法改变。
邓有米在教育局见到了张英才。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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