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在窗前。
从这塔楼上可看见半城的灯火，星星点点，迷迷糊糊，可以说看去像城市很疲倦，可以说看去像城市在做梦，可以说看去像城市藏腋着什么在等待。
高全请喝挂耳咖啡，说咖啡热饮才好，他乃遵命。
上次类似的遵命是啜饮了豆腐西施泡的热茶。
高全说自己从十九岁发表作品，主要是写吃，写了二十年，直到写成了胡风分子为止。
现在搁笔也不是不准他写，怕说成影射。
说起自己的帽子：我从十九岁发表作品，写诗，向胡风主编的刊物投稿。首次投稿就收到他的回信，说我的诗“有泥土气息，将选用几首。”
便是发表在《联合特刊》上我的组诗“乡村小集”了。
我当时是个都市流浪汉，想去解放区，但条条路都被堵死了。我便以发表的诗为敲门槌，去敲先生的门。
先生，一个高大胖壮的中年男子，非常和气的，亲自应门，让进！他听了我的情况，请他介绍通向进步的路径。他说就留在城市吧，“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战斗”。
我可不是位战斗者，这，是我与先生分歧的关键，也是我打成胡风分子感到冤枉的冤枉所在。
先生“留在都市”我听了。但，我就埋头写起吃来了，写了十多年吃——
批判胡适正酣，横空降下一个批胡风运动。
比批胡适厉害得多，我说的是处分，并没有给人戴上“胡适分子”帽子。
先生本是左翼文化干将，是与胡适对着干的。不妙在于他的文艺主张上与更左的一派有冲突。
你说怪不怪，都左成一堆了，又都掌了权，这派还要把那派拿来整，而且还要逮捕入狱。
“而你们这些，也就冤哉枉也！”兽蛋儿笑。
“不能说‘这些’，我只说我。但——”
“但怎样？”
“我无怨无悔。你听我说——
“我戴帽子之前，社会上的事情，十处打锣九处有。写和发表，就是吃，但是其他我要说。从被关押放出来之后，便成惊弓之鸟，不然，我成右派是百分之百。”
“两顶帽子区别何在？”
“对有些人可能没区别，对我，算是放了一马。”
冷骏因郎乔从金丝楠木写字台旁边抽屉摸出的罐头等都来自黑市，问他咖啡是不是也在黑市买的。
“很意外，从前年起香港报纸开始刊载我的旧作，我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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