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权柄不知其大小，兵卒不知其多少，辖域不知其远近，今日颁之，明日撤之，有汉四百年来，竟无一人以定制！西域之大，岂不如交趾乎？可悲乎，可叹乎？』
大汉对于交趾，还正儿八经的划分出了几个郡县，而西域从始至终，都是敷衍了事。即便是在西汉七十年的相对稳定期间之中，也没有对于西域进行郡县划分和治理。
交趾的汉人多么？其实也不多。交趾就没有其余邦国么，也同样有很多占人部落，甚至是占人国。可是对于交趾，汉代的态度很坚决，就算是九真日南都失去了，依旧还有个交州刺史，可是西域呢？
于是在西域之中，就非常尴尬的体现出一种西域都护府的统治行政实践的既成事实，和其法理约束的依据之间差别太大而导致出来的极度不和谐。
如果说是大汉因为和匈奴反复拉锯，导致不好在西域设立稳定的机构，表面上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在匈奴统治西域的时代，由于匈奴自身部落联盟式的初级国家形态所限，它对于西域城郭诸国的控制仅仅是通过由日逐王派遣一名僮仆都尉来管辖的。这个僮仆都尉可能拥有一定的简单的属官和下辖兵马，具体如何不是很清楚，但是有记载说僮仆都尉『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也就是可以明确这个机构是游动的，不是定点。
从匈奴的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等等来看，注定了这个僮仆都尉，只能是类似于游牧性质，不可能深入西域腹地长期屯驻，也就不可能对于西域之地有比较深刻的持续影响。
这一点，从后世对于西域的遗迹挖掘可以证明。
在西域大部分考古发现的在大汉时期这个阶段官署和屯垦机构，基本都是华夏的印迹，而属于匈奴的几乎没有。李广利伐大宛后，『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斐潜说到此处，便是叹息有声。
斐潜他真是觉得非常的可惜。
这些早期的大汉殖民据点，竟然历经了四百年，都没有能形成有效的律法惯例……
若是大汉早期能将殖民制度定下来，何必等到后世日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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