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崇祯八年，曹文诏战死之后，左良玉成了朝廷在河南战场唯一的倚仗，面对其他将官的碌碌无为、监军太监的掣肘、文官的胡乱指挥，左良玉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隐隐已经有了居功自傲、不听调派、养寇自重的苗头了。史载“良玉在怀庆时，与督抚议不合，缓追养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抚檄调，不时应命，稍稍露跋扈端矣。”
不过因为朝廷此时尚有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几个强力督抚，加上关宁军的陆续内调。左良玉并不敢太过分，只是私下里有些小动作。崇祯十年，崇祯帝看出左良玉骄纵难制，于是想将其调离中原。不想圣旨刚下，流贼就连续攻破十几个州县，左良玉坚不肯救，用“调离”做推辞。直到中原士大夫向朝廷上奏疏，请求留下左良玉，左良玉这才发兵救援。
虽然知道是左良玉在后面搞鬼，但为了中原局势，崇祯帝也只能忍了。
也就是从那一次起，左良玉跋扈的苗头开始明显，朝廷拨付的军饷只是按照他的九千额兵，为养兵，他纵兵抢劫百姓，为祸一方，名曰‘打粮’，弹劾他的奏章雪片般的飞向京师，但朝廷投鼠忌器不敢对他严厉处罚，往往都是一句“责令其戴罪立功”就放过去了。
崇祯十年到崇祯十一年，在洪承畴孙传庭等人的努力下，官军连续取得大胜，这中间，左良玉奋勇作战，抢到了不少功劳。
崇祯十三年，杨嗣昌荐左良玉有“大将之才，兵亦可用”，拜为平贼将军。左良玉倒也争气，就任之后，统领各部于玛瑙山大破流贼，但此后杨嗣昌令他堵截流贼，他却又袖手旁观，杨嗣昌连传九檄，左良玉仍置之不理。最终导致襄阳失守。
如果是正常情况，左良玉拒不听令，朝廷已经可以斩了，但左部势大，朝廷对左良玉的处置，仍然只是“削职戴罪立功自赎”。
现在是崇祯十五年，朝廷给左良玉的兵额扩大到了两万五千人，但左良玉的实际兵马却将近十万，拥兵一方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而对于这个朝廷，左良玉心中的敬畏已经流失了大半，不管是在中原剿匪，还是面对杨嗣昌的命令，左良玉最优先考虑的并不是剿匪，而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在实力允许，且有胜机的情况下，左良玉会拼力死战。去年在信阳杀败张献忠就是如此，信阳之战中，左良玉杀的张献忠只剩下十几骑，几乎不得免，若非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张献忠说不定就被灭了。
左良玉有勇有谋，算得上一员优秀的统帅，但私心太重，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能打的仗他会打，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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